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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人思惟方法之特徵

 

1.具象重於抽象:雖然不能說中國人沒有抽象的想像力(2),但可肯定的是中國人喜歡以具體化的方法,以表現抽象之概念。象形文字的大量使用即為一例。具象的思惟方法,很明顯地顯露在佛教思想的表達上。禪宗所說的「本來面目」、「本地風光」,變成了「真如」、「法性」的代名詞,而湖水也可用來象徵宗旨(3)。禪師們對哲學的問題,並不試圖從思辯性的哲學方法去解決,而是從具象的、直觀的和經驗的方式去表現。《華嚴經》中所描述的重重無盡、事事無礙的圓融內證境界,法藏大師居然能以幾片鏡子,把它具體化地表現出來。另外,圖形也被用來表現形

 

2.個別性重於群體性:中國人傾向於「見樹不見林」,只求個人之發展,不重團體的興衰。忽略群體性之思惟方法,使事物的個別性和個人主義特別突出。許多中國古典都是記載過去個人或個別事實,洋洋瀟瀟的二十四史,事實上也

是個人傳記匯聚而成。影響所及佛教的史書、傳記,和師資傳承的書籍不斷地有所編集(5)。個別性的思惟傾向,也反應在佛教的教判方法上。中國佛教古德把各種教義分別給於個別的定位,並且加以價值判斷,譬如天臺的五時八教,華

嚴的五教十宗等。中國人重視個別性的特點,使佛教團體的發展,只有橫面的各寺院的自主存在,而沒有縱面「教階式」(hierarchy)隸屬的教團組織。由個別性延伸而出的個人主義傾向,一方面使許多人偏重個人急求解脫,故有人批評

中國佛教為「大乘教,小乘行」,但另一方面卻也使個人自尊、自主和自力提昇至最高點。禪師的「眾生自度,佛不能度」的口號就是最佳證明。

 

3.融合重於對立:淵遠博大的中國文化含有無比的容忍融合力。中國人融合主義的想法,乃是建立在承認各種異說皆含有某種程度的真理,肯定其存在價值,進而彼此攝取融貫。三教調合論就是依此形成。其口號是「紅花白藕青荷葉,儒釋道原來是一家」。至於這種融合是否為方便的寬容,有否深層理論上的基礎,則不被認為是重點所在。

 

中國人對佛教思想之理解和接受,即是採用融通的方法。最初所用的方法稱之為「格義」,即以老莊周易等固有之術語配對佛教的名相。如般若之「空」比對老莊之「無」,五戒附會儒家的「五常」。至於形而上的問題,則以同一「道」以貫通各種異說。故曰:「道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跡成異」(6)。「跡異本同」的融會方法很「方便」地將三教所主張的絕對真理納入一個形而上體系,而其相異處則放在形而下的層次去處理,隨順其個別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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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張曼濤,《中國佛教的思維發展》,收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1冊,頁21118。在《東洋人的思惟方法》中,中村元對中國人,印度人,西藏人和日本人的思惟方法有深入的探討。本文參考其研究成果。詳見Hajime Nakamura,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另有中文,徐復觀譯,《中國人之思惟方法》,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42年。

2.許多學者認為中國人缺乏想像力,因此沒有像印度的《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那種想像力豐富,氣魄澎湃的史詩。胡適也承認「中國的文學很少富於幻想力的,像印度人那種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幻想力,中國文學裏竟

尋不出一個例」(白話文學史)。《西遊記》,《封神榜》等雖也可稱之為想像文學,不過它們都深受佛教文學影響。

3.法眼宗的三祖永明禪師,有如下的一段記載: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卷51,頁421下至422)。而上學說(4),這是其他民族很少有的思想表達方法。

 

4.華嚴宗祖師圭峰宗密(780-841),以白圓圈象徵清淨的真心,黑圓圈代表染汙的妄心。周敦頤也以「太極圖」表宇宙生成之理。參見Nakamura, p. 183-4

5.例如《天台九祖傳》,《華嚴經傳記》,《佛祖統記》,《高僧傳》等。連高唱「不立文字」的禪宗,亦有不勝枚舉的史傳留世。

 

以上是三個重要的中國人思惟方法,其他還包括重視倫理,隨順自然,傾向現實主義而不好形而上,非論理性等。其中融合主義直接影響禪淨融合的理論和實踐。在討論禪淨融合之前,先澄清「融合主義」之意義,有助於瞭解和評價禪淨融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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