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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禪淨融合的思惟方法

 

禪宗和淨土宗在教義和修行方法上之差異常令人有南轅北轍之感。而兩者之所以能被折衷融會,一方面是基於中國人傳統的寬容性格,另一方面亦是因為佛教內部有融合異說傾向。對中國人而言如果像釋、道、儒三種迴異的思想體系,尚且可以融合之方法加以會通,佛教自身中種種對立的理論和實踐要以融通,自然更不成問題。

 

傳統上傳教綜合融貫不同教義的方法乃藉助「方便」(`upaya`)思想。這本是印度的思惟方法,中國佛教徒延而用之於判教制度上。佛學傳入時,即有許多不同學派,其中不乏互相衝突和矛盾者。例如中觀談「空」,瑜伽說「有」,真常學者主張眾生皆有佛性,唯識學者主張一闡提永不成佛。用判教的解釋方法是:佛陀在不同的時空,針對不同眾生的根機,而演說應機的不同教法,因此有些教義是專對某種人的方便說、權說,但是有些則為究竟說。教判在橫方面融和連貫各學派,在縱面將它們納入一大體系中,使其各得其所,而互不相礙。

 

自禪宗創立後,禪宗內部各分派、禪宗與經教(或曰「宗下」與「教下」)、禪宗與淨土之間爭論相當激烈,屢見相互詆譭造成不小傷害,許多古德因而提倡融合之說。其中最著力「和會」禪宗內外的是唐代宗密(780-841),而融會禪淨有成的是五代的永明延壽(904-975)。有感於當時禪、教兩派宗徒「以冰雜火勢不俱全」(12),「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互相攻擊」(13),宗密於是採用「和會」(或「勘會」)方法以化解之(14)。其方法第一步是蒐集各家學說,宗密將佛教分為禪宗與教宗,又將二者各分為三類(15),一一探索其旨趣。其次是將它們綜合歸納於佛陀之「聖言量」的總原則和共識之下。宗密說:「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16)。」結果當然是「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應兩存。至道非邊,了義不偏,不應單取。故必須令之為一,令皆圓妙。(17)

 

從論理方法的運用上,宗密很自然地採用所謂「三量勘同」。「量」是佛教論理的判斷標準。傳統上佛教以比量,現量和聖言量來衡量法義。比量是比度推論,如見煙而知有火。現量是指自身經驗,而聖言量則是佛語。宗密認為修道者的正確方法,應該是一方面從真理的推論,親身的應驗,另一方面須有經教的印證。禪者如偏重比量、現量,輕忽聖言量的經教,則不淪為「痴慧」,即為「狂禪」。而重經教者如死守經文,缺乏內證,亦不過是知解之徒。為避免二極端的弊病,宗密透過三量和會,以達到「宗」與「教」之融攝。宗密「和會」的精神、理論和方法,深深影響永明的禪淨融合思想。

 

永明提倡禪淨融合主義,是針對當時禪淨兩派之爭而提出的對治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傳統融通思惟形態和佛教自身本有之涵融精神的產物。基本上,它是種認為禪宗和淨土宗可以互相容受的思惟方法。禪淨不同何在,如何在理論和實踐方法上將它們融通,其結果是勉強或方便之湊和,抑或是突破和超越,這些問題都是禪淨融合的主要課題。

 

禪宗最獨特的思惟方法,在於它的非論理性和反權威性。它自許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18)。不立文字意味不依賴文字, 也不須透過語言文字,做為宗教行持的指標。因此它不重視佛陀的聖言量。當傳統奉為神聖的經典都被貶為「拭瘡痍紙」時,它明顯地表現其反權威性,和突破語文束縛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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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 Sven Hartman參閱其主編的Syncretism,(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76) J.Berling更是在The Syncer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中,有系統的為融合主義辯護。

12.《禪源諸詮集都序》(以下簡稱《都序》),《大正藏》卷48,頁400下。

13.裴休《禪源諸詮集都序敘》,頁4

14.有關宗密的「勘會」方法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冉雲華,《宗密》,東大圖書,1988,頁203-222

15.宗密將「教」分成三大系統:(1)密意依性說相教,(2)密意破相顯性教,(3)顯示真心即性教。「禪」則分為1. 修心息妄宗, 2.泯滅無寄宗, 3.直顯心性宗。宗密將經教的三教與禪宗的三宗相和會,而認為互不衝突。最後再以真常的「一心」統攝禪和教。故宗密曰:「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証三宗禪心。然後禪教雙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雙忘即句句皆禪,無一句而非禪教」。(見《都序》頁407中。)

16.《都序》,頁400上。

17.《都序》,頁400中。

18.初期的禪宗並沒有明顯的非論理性、反權威性的特徵。初祖達摩就是依《楞伽經》傳法,且根據《金剛三昧經》留下「二入四行」有系統的教說。其由理論轉向非論理、由依經教轉向不立文字,大約是在六祖之後,漸漸走入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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